前阵子我去参加一部电影的首映礼，这场观影给我带来了很不好的体会：
我无法沉浸式地看电影，因为旁边总是有人在不断小声说话，一直碎碎念碎碎念，坐在我身边的一个姑娘从开场到结束一直在玩手机，她身边那位女孩更神，她和她的男伴一直在交流关于影片里的情节和人物关系。而在我身后隔了若干位置的一位姑娘当场发飙，用冷静但很严肃的语气“请”她身边的女孩们不要再交头接耳打扰别人看电影。
像我遇到的这种情况真不多，一般我只私下吐槽在有伴手礼的场合，那些不知道是哪家公司或是被谁邀约来的穿着时髦的男女们，他们是怎么做到动作娴熟地先把自己的伴手礼收好，然后把旁边空位置上的伴手礼“合并同类项”后再把包装袋随地一扔，不管后面有没有人过来，也不管人家有没有伴手礼。
因此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就是为什么往往粉丝见面会和一般影院的秩序和观影素质都比某些媒体场和专场，以及新闻发布会看起来更舒服一些。尤其是后者，我主持过一些影片的新闻发布会，每次最让我头疼的就是会后酒店投诉，因为满地都是垃圾，尤其是伴手礼的外包装扔得到处都是。
唉……那些人啊。
说回我参加的这场观影礼，后来我认真想了想，我认为也不全是观众的问题，因为电影本身就是动作枪战题材，到场的女性观众居多。我一直不觉得这种类型会让女性观众产生兴趣。如果不是因为工作需要或“蹭圈子”的话，我相信不会有那么多女士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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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我罕见地无语，因为一个朋友的电影需要一份宣发方案，我给他做了一个较为详实的框架，让他转给自己部门的文案添加细节。结果反复提交的内容都不是很好，简单地说就是“抓不住重点”，我说这部影片从国家、民族角度上解析可以升华一些主题。但在反复修改之后，我放弃了，于是我自己填写了一些内容。
但随后我觉得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可能需要梳理，不见得全是别人的问题，让一个女孩子直面关于战争和民族等宏大主题的作品，至少在目前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
直到我参加完那场首映礼后我终于恍然：
其实就像我直到现在也分不清口红色号一个道理，在我眼里啥样的红都差不多。
我把这种工作现状总结为“认知差异”。
然后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许多看似不在一个时空，却总能互相干扰的人，比如宣传公司里的文案和一些职能岗位的女性以及发行公司里负责深入市场一线制定方案的男性。
接着我发现这两种“生物”根本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好吧？因为彼此对一部作品的感知度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异，却偏偏没有任何一个有效的统筹协调各自的工作节奏，以至于在前期市场调研和中后期的宣发阶段经常出现鸡同鸭讲的局面。
有意思的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业内男女分工开始明确——
坐办公室搞文案的大多都是女性，在外面组局发行的大多都是男性。
不是说绝对，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如此。
让我坚定这个想法的还是去年去某公司开会，我现在楼下抽烟等别人一起进去，接着我看到来来往往进出的都是女孩子。然后在开会间隙我出来去趟洗手间，来去的路上我看到那么大的公司那么多的工位，也基本都是女性，男性就像野生大熊猫一样稀少。
这与我去发行公司恰恰相反：
但见我刚一进门就听见粗犷的男声大声喧哗着，兄弟们争先恐后说着脏话骂着甲方，然后在打电话时迅速变成绅士……
开个玩笑。
说到甲方，我从那场首映礼回来后竟莫名念起片方的不易，可能在接下来的宣发工作中，片方也会被动输出自己的观点然后作为主导意见。至少在我收到的宣传思路中我没看到有什么可以直达G点的亮色。甚至我认为现在很多宣传都在“同质化”，说不上有错，但起码不够吸睛。
于是遗憾得发现，还在“搞事情”的始终是那些老炮。可老炮们终究也步入中年了，有些还正在步入老年，思想和重点不会放在宣发这些基础动作上，可回头望去，鲜见一抹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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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发行当不好做，且一直不好做。它和房地产销售一样，存在一个“宽进严出”的门槛。需要从业者有大量的时间和耐心去消化整理不同的信息然后整合起来，在工作实践中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套风，但这恰恰是最难的。
我刚接触发行时听到过一个近乎神话的故事：
某公司一个前台女孩总是被分配统计电影发行的各地区数据，久而久之竟在数据中找到了一套规律，随后她就像《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裳一样琢磨出自己的“九阴真经”，随即跳槽去了一家更大的公司担任某部门的重要岗位……
遗憾的是在这十几年里，像这种“武学奇才”当属凤毛麟角，大多数人都只是沿用了套路，然后求一个“无惊无险又过六点”的人生，一大部分人中途就改行了，恰恰这些人往往入行时或碍于颜面或发自内心，无一不说着自己想要当“制片人”的理想。
那其他人想干什么呢？
当编剧。
但恕我直言，无论哪种理想，要实现起来确实很困难。当然，如果不计较收入的话则另当别论。但生活不是童话，许多人因为刚入行的二三年间的收入问题纷纷偃旗息鼓，更多的人在好不容易掌握了一些窍门后因为一场疫情纷纷“转化赛道”。这些年还能坚持下来的不多。
即便在有了些起色后，他们和她们还要面对更大的一股寒流：
莫名的戾气。
去年年末我看了一部叫《我本是高山》的电影，看片之前就已经领略了网络上的舆论，当我带着怀疑的心思看完时，我得出一个结论：
骂这部电影的人绝大多数，注意，我说的是绝大多数都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因为他们骂的所有槽点都是无的放矢，而且极不专业。这种情况在2023年许多行业事件中都有体现。我一直觉得究其原因是很多人不愿意或不希望深究的，即经济环境导致的无能狂怒。
在好挣钱的那些年里，用一部电影或一次颁奖作为自己发泄情绪的一种途径的情况几乎不会发生。
所以有天我在看一场美国的脱口秀，对方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所有看似正确的争论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现实中谁该上什么厕所，谁是什么性别大家都知道，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争论只是在掩盖一些现实问题，比如失业率上升，福利待遇下降等”，结果迎来满场喝彩。然后人家又说：
“我们每个人的智商都在线，但一旦融入集体情绪中就很容易被影响，做出一些有失水准的事情。”
我说的是美国脱口秀，并没有含沙射影什么的。
说这些的原因也是我意识到某些现象无关国别，在任何环境下都异曲同工。至今我对电影的编剧都只能表达“哀悼”，我不敢想象这位编剧在那段时间里经历了什么。这其实是一件很打击创作热情的行为，悲催的是施加于片方和编剧的暴力真的很令人作呕。且直到现在似乎愈演愈烈。
至于整个宣发行业也多少会受到影响，从业者会顾忌，会减少本应设置的舆论“出口”，因为会担心引来不必要的“集火攻击”。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有些无妄之灾的根源只是一些人不敢批判最应该批判的事物，反而把火力四处发射，这些人在现实中大多都没有幸福的生活，如果调整不了思想和视野的话，以后也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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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讳言地说，在中国做文化产业不是件轻松的事情，现在无论处于行业的哪种生态位，要顾虑的事情太多，且远比以往要多得多。
岗位的性别固化，认知视野的限制，创作题材的桎梏，还要面临随时被扣帽子的风险。无论是上游还是下游，好像对于很多人而言，都渐渐只是一份工作而不是一份理想。
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专业人士创作的文艺作品还不如“野生”素人的原创作品能够获得人们认可。
如B站上被首页推荐的《昨天、今天、明天》，它是被一群年轻舞者编辑二创的街舞，采用的配乐是流传于网上的《改革春风吹满地》，在这个精彩的舞蹈视频中，弹幕上纷纷打出“春晚没你我不看”的文字，评论区里更有人说“希望导演组真的能够认真听取年轻观众的意见，不要总是搞一些煽情的令人在本该阖家欢乐的日子里倍觉尴尬的内容”。
我深以为然。
任何一种文艺创作和由此延续的宣发手段都需要立足于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感触，脱离这些就只能谈论圈钱和做表面文章。
我接到的方案中注明最多的就是“不要提及……”，每到这时我就在想，那当初为什么要创作呢？人的思想是禁锢不了的，除非永远活在《太阳之下》。
所以在这里我真的盛赞大鹏跨年的那部《年会不能停！》，这片子拍得很大胆，也很羡慕大鹏每次都能在作品中用“懂的都懂”的氛围营造不可言说之痛。
像这种宣发做起来就很有意思，它是一种可以拿到台面上被鞭策的，被调侃的，被取笑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北上广和不少城市都存在。人们似乎一直在伪装自己，试图让自己显得很“精致”，却在最后败给了一种最简单质朴的时代感：
“我们团结起来……”
这种观感超越了一直被刻意引导放大的某些莫名其妙的情绪，比很多荒唐可笑的仇恨与对立更有存在的价值。
它更具备人性，更有被讨论的价值，也更符合对一部文艺作品打满分的标准。
照这种趋势发展下来，我想可能中国的“喜剧之王”终于有了接班人。
道理同上，一种文化创作思潮是否会被环境左右并影响，其含金量有多高，话题是否客观，视野是否开阔，这些问题时间都会给出答案。
或许从业者和舆论引导者也能从中得到一些对于作品创作和舆论引导的感触，前提是真的有感触才好。